一段時期以來，國資接盤民資上市公司所謂的“國資并購潮”引發了學術界和實務界普遍關注。面臨股權質押爆倉風險和資金鏈條斷裂的事實，在國家隱性擔保和銀行傾斜信貸政策支持下，資金實力雄厚的國企接盤，成為很多尋求外部資金支持度過難關的民企的理性選擇。因而，國資入主民資的控制權轉移也許就像其他并購一樣，很可能成為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發展逐漸成熟的資本市場資源重新配置功能的顯現。除了上述解讀，新一輪的“國資并購潮”還被一些媒體和學者解讀為“國進民退”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反映。而后者則引發了社會對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空間變得進一步憋仄的擔憂。
對于新一輪“國資并購潮”究竟只是通過并購重組改善資源配置效率，還是在資本市場上的“國進民退”顯現的爭論，解決的途徑很大程度在于觀察在國資入主民資后，公司治理結構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
由于目前無法從新近宣布控制權轉移的公司中獲得包括董事會組織和高管任免等信息，績效改變更是無從觀察，在我們接下來所做的簡單統計分析中，我們僅僅選擇了從2015年到2017年底所有控制權由民資變更為國資的上市公司。之所以選擇從2015年開始，是因為從該年開始，中國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平均持股比例低于代表“一票否決”相對控制權的33.3%，中國資本市場進入分散股權時代。原控股股東持股比例的減少和并購門檻的降低無疑會使并購行為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頻繁的發生。這事實上同樣是從2015年開始包括萬科股權之爭在內的“險資舉牌”現象頻繁發生背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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