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按政客標準衡量，18世紀愛爾蘭國會議員博伊爾?羅奇爵士(Sir Boyle Roche)的言論也以愚蠢出名?！俺俏沂且恢圾B，否則我怎么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這是他為一次缺席給出的理由（其實同僚中很少有人對他的缺席感到遺憾）。但他的另一句評論——“為什么我們要不辭勞苦地為后人做任何事，因為后代又為我們做了什么呢？”——是留給后人的。
公共債務就是如今我們不顧后人的方法。英國的公共債務正在迅速接近100%的國民收入。如果我們的赤字處于國民生產總值(GDP) 5%的水平，我們以損害后代利益為代價，使自己的財富提升了5%，至少相對于我們本來會做到的——如果我們沒有運行赤字、而且其他一切保持不變。我這句話措辭小心翼翼是為了說明，解釋這樣一項政策的影響需要多少前提假設。有許多關于赤字的概念（比羅奇更聰明的政客對此都容易混淆），通脹會侵蝕未償債務的實際價值，而且其他一切都保持不變是不太可能的（的確，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當中關心后代的人，不能不對我們遺留的債務感到擔憂。
但公共債務并非唯一（或者最重要）的進行代際轉移的手段。如果說公共債務是后人的債務，那么公共基礎設施就是他們的資產。放眼倫敦，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且心存感激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祖先留下的遺產——堤防工程、從倫敦向周邊乃至全國輻射的鐵路網、倫敦地下的地鐵隧道以及國會大廈(Houses of Parliament)。相比之下，倫敦橫貫鐵路(Crossrail)、千禧橋(Millennium Bridge)、碎片大廈(Shard)以及幾十年來最慢的新住宅建設速度是我們今天頗為寒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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