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年里，公民在網上的言論成了更多司法機關注的領域。2013年中國“兩高”（最高法和最高檢）有關網絡言論的司法解釋出臺后，其運用不可謂不充分，甚至還做了更多的延伸?！缎谭ā返?93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越來越多被適用于公民發表的言論。法學界普遍擔心，這項罪名業已成為邊界可以隨意延伸的“口袋罪”。如此則不僅背離了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倡的“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原則，而且必然造成公權力的嚴重濫用，并極大壓縮公民受憲法第35條保護的言論自由。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像霍布斯那樣，把國家想象成一個力量超強的“利維坦”，但這個利維坦不是任性的。恰好相反，它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我們之所以建立國家并授予其巨大的權能，正是為了讓它控制私人的非理性，防止私人以暴力侵害他人。歸根結底，國家的職能就是用它所壟斷的合法暴力去控制私人的非法暴力。刑法是國家履行這一基本職能的主要手段，警察就是實施刑法的具體力量，或者說是國家這個利維坦的肢體。對于一個理性的人來說，肢體必須受到大腦的控制。如果大腦失去控制，肢體任性亂動，這個人無疑是危險的。國家也是如此。
國家的“大腦”為何？國家的“大腦”就是法律所體現的公共理性。在一個健康正常的國家，法律是為了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服務的，但是究竟何為“公共利益”？什么樣的政策、法律乃至制度最利于人民的幸福？這些問題必然見仁見智，因而人人都有思考與表達的自由，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宣稱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所謂公共理性，就是在自由討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共識，而言論自由是產生公共理性的制度前提。當然，絕對的共識是不存在的，任何立場都不可能獲得社會每一個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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