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是這個時代不變的因素，隨著全球化進入新的轉型時期，宏觀經濟、貨幣金融和數字經濟之間似乎進入了一種黑洞似的“量子糾纏”狀態。一個行業、甚至是一個關鍵零部件制造出的“黑天鵝”事件，都會帶來全球性的貿易波動。企業生產、個人生活越來越多地受到復雜的、層出不窮的不確定因素影響。2024年第一季度已經過去，宏觀數據呈現出總體向好的態勢，具體到關鍵性行業的發展、產業投資和全球貿易發展等具體策略問題，各種渠道的解釋也是紛繁冗雜。
如何善用經濟學理論找到復雜數據之間的底層邏輯，面對不確定成為“常態”的現實世界，經濟學還能繼續發揮作用嗎？帶著疑問、帶著必須走出眼前“迷局”的好奇心，FT中文網與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聯合舉辦的第三場“金融大師課”于4月27日在高金北京中心再次啟幕，邀請到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李楠教授、工銀國際宏觀固收及策略投資（總量）研究負責人張弘頊博士、BP(中國)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陳巧玲博士，三位非常資深的經濟學家，用一堂課的時間，為大家帶來深入淺出的經濟學理論解讀。
李楠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證券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在面對不確定性的未來時，經濟決策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擁抱不確定性，摒除盲目自信，在最差的可能性下尋求最好的解決方案，做出具有穩健性的決策，以避免災難性的后果；同時又需要充分利用有效的信息，盡可能地縮小不確定性的范圍，避免過度保守，從而做出精準且穩健的決策。
隨著世界從美國單極霸權走向多極化格局,以及氣候的變化和新冠疫情的出現，全球經濟政治不確定性與日俱增。而要想更好地應對無所不在的不確定性，首先需要明白“不確定性”與傳統經濟金融分析框架中的“風險”有本質的區別。早在100年前，芝加哥大學教授Frank Knight就指出 “風險”是指結果未知而概率分布已知確定唯一的情形，而“不確定性”是指結果未知且概率分布也未知或不確定的情形，而這恰恰是我們在經濟環境和金融市場中不得不面對的真實情形。
在不確定性環境下，傳統的“自上而下”不考慮不確定性的管理模式不再適用。我們需要能夠處理模糊性，能夠推理并理解市場規律，從而帶領自己的組織和同事穿越不確定性迷霧，得到更好的結果的領導力。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人提出的烏卡（VUCA）環境，即波動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其核心就是不確定性，而面對烏卡環境，我們需要的是烏卡領導力，即前瞻性（vision），理解力（understanding），厘清力（clarify），靈活性或韌性（agility）。面對不確定性下，決策者不能盲目自信墨守成規，而應充分意識到不確定性的存在，在最差的情形下尋求最好的結果；同時需要學會在噪音中抽取有效信息，累積并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盡可能縮小不確定性，避免過度保守，從而做出穩健且精準的決策。面對當下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我們能做的是prepare for the worst and fight for the best (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為最好的結果努力奮斗)，要有耐心和信心，做好自己，等待并抓住市場復蘇的機會。
林匯棟
FT中文網資深編輯、音頻欄目主理人
在后黑天鵝時代，實用經濟學面臨多重挑戰，包括地緣關系的急劇變化、少子化社會的趨勢、科技革命以及個人行為的復雜性……這些因素導致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增加，給金融組織和決策者帶來更多壓力。美聯儲在通脹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調整，對全球宏觀市場的預期產生重要影響。與此同時，不同國家的貨幣政策走向，如瑞士央行的降息、日元貶值，對資本市場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也存在顯著差異。在全球經濟中，有關中國版量化寬松政策的討論，以及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分析，都從側面顯示了當下，每個國家或地區在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時所面對的復雜性，以及任何一個大的經濟體政策變化對全球經濟帶來連鎖影響的直觀性。中國正致力于推動經濟向高質量制造業轉型，發展新質生產力，同時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以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這些目標的設定，對經濟學者和決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張弘頊博士
工銀國際宏觀固收及策略投資（總量）研究負責人
美國自2018年改革后，美聯儲采取了數據驅動的方法來制定貨幣政策，進而實現物價穩定和就業目標。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框架，包括通脹目標制和價格水平目標制，依賴于廣泛的民生數據、制造業數據等復雜數據綜合形成預測結果，但這也導致了美聯儲貨幣政策立場轉換的不確定性顯著提升。當前，全球資本市場波動性加劇，中國貨幣政策在供需兩端帶來的挑戰之間采取了“以我為主的居中之道”，以有效應對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對全球資本流動帶來的風險。從實證來看，通過貨幣政策調節利率水平對資本流動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顯著，尤其在營商環境更加開放的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會短期內顯著提升。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是通過大規模購買商業銀行的長期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以實現對總需求的刺激。相比之下，當前中國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購買國債是在堅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原則下，釋放流動性以調節銀行間流動性需求。兩種政策存在本質差別。關于政策的實施效果，選擇合適的時間和空間實施合情合理的政策，是至關重要的。此外，新型數字技術對生產性服務業的貢獻日益增加，美國與制造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突出。當前中國生產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較低。進一步加快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產值，需要完善從科研專利到制造生產過程中對生產性服務部門的激勵機制和制度支持。同時，要破除國內、國外雙循環之間的障壁，以實現國內、國外的服務場景融合。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我的總結是“保持平常心，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機會”。
陳巧玲博士
BP(中國)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的日常經濟活動與海外市場關聯越來越緊密。作為經濟學家，我們會通過分析報告和數據解讀來闡釋關鍵經濟信息。目前，美國經濟數據顯示其經濟增長在發達國家中表現強勁，就業數據超出預期，通貨膨脹水平仍居于相對高位，這可能導致美聯儲降息決策進一步推后。目前市場預測聯儲首次降息或在9月之后。這對中國的經濟決策和匯率穩定產生了明顯影響。
正如聯儲前主席伯蘭克所言，央行的經濟預測更多的是一種藝術，而非科學。能源類大宗商品的交易，如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其價格受全球供給需求庫存等基本面因素的影響。中國作為石油、天然氣的舉足輕重的凈進口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權相對有限。地緣政治事件，如俄烏戰爭、伊朗和以色列的緊張關系，對油氣類大宗商品的供給產生直接影響，價格波動反映了市場對這些事件的反應。關于產能過剩的討論，中國的各項經濟和行業指標顯示，中國并沒有出現西方意義上的過剩產能。中國的產能利用率和開工率，以及在全球出口市場中的占比，均未顯示出嚴重過剩。然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國際上的同行對中國產能問題的分析視角和我們差異比較大。舉例來說，他們會基于未來五十年全世界的總需求量來判斷今年中國的某個子領域的產能是不是過于富足了。他們的觀點未必正確。但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我們有必要理解不同的意見之所以產生的背景和邏輯。盡管決策者面臨眾多不確定性，但不確定性本身也往往意味著新的機會。而不是純粹的風險。
（以上嘉賓發言內容僅代表個人觀點和研究成果，不代表任何機構觀點、不作為任何投資建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