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當我剛開始在紐約博雅公關總部工作的時候，Pat是高高在上的首席客戶官和全球副主席，因為合作服務全球500強企業客戶在中國地區的傳播活動和中企在美發展的傳播策略等相識。之后他一直是我在公關專業領域的良師益友。2020年，博雅和美國公關行業的教父Harold Burson去世以后，Pat更是把我們博雅遍布全球的員工和前員工們都當作自己業余輔導的“學徒”們一般呵護著，所以他從博雅退休以后去到佛羅里達大學公關專業做教授，我一點也不意外，也很開心，他有了一個新的舞臺把他畢生輾轉北美和亞太的諸多實戰經驗，可以傳承給新一代的公關人。以下訪談是根據和他最近一次的Zoom對話整理而成，也有他推薦的一些書籍和建議，希望可以為大家答疑解惑。
問：你在博雅公關工作了29年，在美國總部和亞太區都擔任過領導職務，是什么促使你從全球頂級公關公司的高管職位轉型到學術界，成為佛羅里達大學公關專業的教授，并開始教授企業傳播和危機管理的課程的呢？
答：我1976年從新澤西州立大學Rutgers畢業的時候，我的職業生涯始于當地一家報社的記者，在這四年時間里，由于薪水微薄，我開始各種兼職工作，其中包括了在路透社寫財經通訊社新聞，因為路透按字數付費，也讓我學會了為報社鋪陳寫稿之外的精煉筆法寫新聞。之后一個偶然的機遇，我又得到了首府華盛頓的一份兼職工作，使得我開始接觸公共事務領域的工作，為客服處理與能源環境行業和消費品相關的政府部門溝通問題。當時的一位好友介紹我認識了博雅公關的創始人夏博新（Harold Burson）先生，他也被譽為美國公關界的教父，因此當1989年，博雅問我愿不愿全職加入公司工作時，即使需要降薪，我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從此開始了我和Harold長達三十多年亦師亦友的情誼。在向Harold學習的這些年里，我在華盛頓和紐約兩地輾轉，先是擔任美國企業客戶部門的主席，后晉升為全球企業業務主席。從2006年到2012年，擔任了美國首席執行官，負責北美業務，之后被調任首席客戶官兼全球副主席。2013年，全球CEO問我愿不愿轉戰亞洲。當時，博雅的亞太區總部在新加坡。我和他們說，中國才是亞洲發展的未來，所以如果我們要專注于服務和拓展亞洲的客戶關系，比如把總部搬到香港，我和我太太也搬到香港。當時我負責管理公司在亞太地區的18個辦事處，參與了很多有意思的國際科技客戶比如蘋果微軟高通等在中國的蓬勃發展，也幫助了華為等中國企業開拓國際化進程。2017年我又回到美國總部以后，接受了佛羅里達大學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職位。最初我向服務了快三十年的博雅公司請假，想去試試學術界的教書育人。后來我發現這份工作可能更適合我目前的狀態，特別是當我看到我能夠直接影響學生的學術方向選擇和職業規劃時，我決定不再全職回到博雅工作，而是把畢生所學通過別的方式，傳承給新一代的年輕人。到今年，我已經教了九年公關專業的課程，我堅持19人的小班教學，主要教授企業傳播與聲譽管理，危機管理溝通課程，其中企業傳播，我采用了“戰略傳播者的商業敏銳度”課本，因為我一直堅信企業傳播中，商業敏感度是最為重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