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三年，消費首當其沖。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了消費場景，經濟前景不確定性損害了消費者信心。當然，更為重要的是，疫情沖擊了服務行業和就業市場，進而影響了家庭收入和消費，造成了“就業-收入-消費”的螺旋式下沉。調查失業率過去三年平均接近5.5%，遠高于2018-19年間5.0%的中樞。其中更存在明顯的結構性惡化：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去年一度接近20%，到年底仍高達16.7%；農民工就業規模似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但是收入依然疲弱，去年僅錄得低個位數增長。這些是因為勞動密集的服務業受到了更多的疫情沖擊以及監管變局之影響。
預測應當避免把當前的情況線性外推至疫后時代，不能用今天收入弱來論證明天消費弱。就業、收入、信心和消費差不多是經濟同步指標，疫情政策是此前抑制它們共同的主變量。隨著疫情達峰，接觸類消費活動必然重啟，與之相關的就業隨之恢復，帶動收入增長，提振消費者信心。此前“就業-收入-消費”的負反饋有望在疫情放開后得到逆轉，并進入正反饋循環?，F在看，疫情放開的初始沖擊集中在了去年4季度和今年1季度，前者降低了基數而后者是經濟活動淡季，因而對全年經濟影響有限。疫情達峰為春節后更全面、更有力的消費復蘇奠定了基礎。
在關注現金流之外，筆者較早注意到了疫情期間中國住戶部門資產負債表的變化。在過去三年，他們過度積累了儲蓄，明顯壓縮了貸款。筆者測算，由于疫情造成的被動減支以及預防性動機，住戶部門在2020-22年間大約增持了4.4萬億元超額儲蓄。如果再考慮疫情期間家庭資產組合調整，如不動產及風險資產減持、“理財搬家”等，那么至去年底住戶部門存款要高于自然增長13.3萬億元。一旦消費者信心改善，無論是4.4萬億元超額儲蓄還是更廣義的13.3萬億元超額存款都可以轉化為購買力，是疫后消費復蘇的基本支撐。當然，超額儲蓄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較多集中于中高收入家庭。因此，對于受疫情影響較大服務業從業人員和中低收入家庭仍然需要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