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陳春花教授與華為“有無關系”的爭論重新進入輿論的視野。盡管很多我熟悉和尊重的學者證明，當初曾與陳教授一道受邀訪問華為，甚至任正非親自做他們的司機，為他們開車，但被宣稱自己研究對象的企業發表申明說該學者并不了解這家企業，這在我看來已經是一個學者的奇恥大辱了。在很多企業不惜花費重金請各類學者擔任吹鼓手，包裝、營銷、美化，甚至神化企業，各類學者以冠以“XX企業顧問”頭銜為榮，而一些企業則以聘請XX學者擔任企業顧問為傲的今天，華為居然擲地有聲地說出，“華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華為”，給人一種與眾不同、耳目一新的感覺。
其實陳教授與華為有無關系爭論的背后更為一般性的問題是，一個學者如何在有效服務社會的同時，能夠贏得企業與社會的尊重。作為實踐性很強的公司治理領域的學者，在我接觸企業過程中，我聽到過太多企業家的抱怨，說很多在象牙塔從文獻到文獻，為了paper而paper的學者根本不了解企業的實際，無法與企業家開展有效的對話。
在多年來圍繞公司治理主題的不同層次、不同場景的互動與交流中，我也確實見到為數不少的學者在自己的實證研究中曾經用過董事會中獨董比例等幾個變量，就號稱自己是公司治理專家；寫過幾篇有關公司治理主題的文章，就號稱自己是最懂中國公司治理的學者之一，甚至試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論。而據我所知，陳教授是少數能夠與企業家直接對話的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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