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特朗普”時代平靜的華盛頓出現了一些喧囂，不過有點喧囂總比沒有好。這個夏天，天主教的主教們探討了是否應該剝奪一個人領圣餐的資格——這個人正是美國總統。從兩方面看，這一姿態都很愚蠢。首先，不論喬?拜登(Joe Biden)對墮胎是什么態度，他的牧師或者羅馬教廷都不會支持剝奪他的資格。其次，美國的神職人員不得不寬恕自己沾染世俗政治的行為，他們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彰顯了美國總統總去教堂做禮拜的虔誠。他們為總統形象增光添彩的工作做得比白宮工作人員還要好。
我們可以由此以小見大，看到美國保守派的“拜登難題”。他的個人特質——老、白、傳統到骨子里——比他的所作所為更能給選民留下鮮活的印象。因此，在上任頭六個月里他雖然表現大膽，有時甚至是魯莽，他卻基本上沒有被冠上激進主義的帽子。他的支持率即使已在下降，也仍高于50%——這是他的前任沒能越過的坎。在他擔任總統的首個100日之后（這100天得到的贊揚和譴責都是因為其顯示的雄心之大），選民認為他比當年這個時候的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更溫和。
這種鮮明對比不僅限于他的老上司。假如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當上總統，并以拜登這樣的速度將美軍撤出阿富汗，她會被稱為反戰分子。可誰會用這個詞去形容一位老兵的父親？假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擔任總統，上任后全國犯罪率像現在這樣飆升，這會被視作左派天生治理寬松的結果。拜登1994年支持了一項嚴苛的犯罪法案，這使他免于此類指責。拜登憑借自己的履歷，甚至自己的身份，獲得了特別的行動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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