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夏天，16歲的我只身來到美國，完成為期一年的文化交流。那是“9?11”之前的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空姐是年輕的姐姐，海關小窗里是友好的官員，連我忘記了帶I-20表格這樣嚴重的事，也被他們放過了。那時的美國，和我一樣，處于“無知者無畏”的美好狀態：面對未知，我們不僅無畏，而且心門敞開，滿懷期待。
一年的時光，在美國中西部的小城里飛快地隨風飄散。我拖著更重的行李回到了原本的生活軌跡上。應該說，那是我以為的原本，因為我的人生就此踏入了一個平行世界：這之后的很多選擇，大到做什么工作、和什么人結婚，小到愛看什么樣的電影、被哪一類的瑣事煩擾，都和那一年的經歷有些千絲萬縷的關聯。以至于2013年我移居美國時，初次和焦慮癥過招，那種陌生而熟悉的感覺，讓我回溯起16歲第一次出國的經歷。我開始思考一個這些年沒太想過的問題：未成年人留學，是否會埋下心理創傷的種子？如果把留學帶來的立竿見影的收益都濾去，比如語言、能力、眼界、履歷等，我們是否會看到一些被時間沉淀在下面的、改變生命底色的東西？
如今，中國家長讓孩子“去西方取經”的隊伍越來越壯大，且趨于低齡化。互聯網可以解答我們提出的一切關于留學的問題：排名、師資、就業、學費。但是，去西方取經，除了經書，什么才是這一路真正的修行？我要找一些“過來人”——那些有很多年的時間回望和反思的人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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