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長期以來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有為政府”按照資源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制定產業政策，引導相關產業快速發展，實現彎道超車，創造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政策工具。由于迎合了政府官員圍繞政治晉升開展GDP“錦標賽”的內在需求，同時滿足了希望參與和影響產業政策制定，甚至有朝一日能夠揭示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之謎的經濟學者的期許，產業政策主張廣受各級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公開和私下的歡迎。更由于其與基于新威權主義的中國模式論相貫通，鼓吹產業政策作用重要的輿論可謂甚囂塵上。
與此同時，多年來中國學術界和實務界始終存在對產業政策盡管微弱但持續的理性批評聲音。一些學者主張，新的產業出現和形成并非來自自然資源稟賦狀況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更非政府根據比較優勢制定產業政策實現的彎道超車和迎頭趕上，而是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自發形成的。由于缺乏當地信息、風險識別能力和相應的責任承擔能力，政府所制定的產業政策成為“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張維迎），“最好的產業政策就是沒有產業政策”。
在2018年10月26日由財經雜志、聯辦財經研究院和涂鴉智能主辦的“科技與創新2018——全球智能化商業峰會”上，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長張思平先生做了題為“沒有名牌大學的深圳，高科技產業是怎么崛起的？”的主旨演講。該演講用信服的事實和有力的證據揭示了“沒有名牌大學，也沒有國家級研究機構”的深圳，“在改革開放中，深圳高科技企業卻蓬勃發展，成為全國領先的創新型城市，被譽為‘中國硅谷’”背后的原因。截止2017年底，深圳國家級高科技企業有1.12萬家，還有近19萬家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科技企業。全年高科技產業增加值7359億元人民幣，占GDP32%。盡管不是張思平先生演講的主題，然而他的演講事實上為我們以深圳為例回顧和總結政府產業政策的歷史作用提供了難得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