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第一次來香港時，我的身份是一名香港電影發燒友，尤其喜歡功夫片。我遇到了好友兼同事貝?羅根(Bey Logan)，他是關于功夫片的一本行走的百科全書。我還遇見了許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成龍(Jackie Chan)、吳宇森(John Woo)以及著名制片人林建岳(Peter Lam)。這是不同尋常的一群人，但在所有這些人中，沒有人比鄧永鏘爵士（Sir David Tang，當時還未獲封爵士）更讓我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見到鄧永鏘是在他位于一幢摩天大樓頂層的“中國會”(China Club)餐廳，因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朱塞佩?奇普里亞尼(Giuseppe Cipriani)開的餐廳恰好在其下一層。這就是空間在香港的運用——你很難在一樓開餐廳。
我對鄧永鏘“一見鐘情”。他是一位對蠢話毫不留情的紳士，顯得無賴、惡劣又霸道。當有人做出粗俗的政治評論時，我們想到的是“固執己見”(opinionated)一詞，而鄧永鏘是我見過的“政治上最不正確”的人士之一。作為百老匯(Broadway)音樂劇《金牌制片人》(The Producers)的監制，我在一次排練一結束就對梅爾?布魯克斯(Mel Brooks)說：“這是我所見過的政治上最不正確的戲劇”。梅爾回答說：“你說對了！”同樣地，這就是鄧永鏘對生活的看法。他絕不容忍蠢人，從來都直言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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