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城市教母”簡?雅各布斯決定對1950-1960年代美國城市的大規模建設計劃展開批判。她辛辣地寫道：“如果說城市中的改建部分以及遍及城市各處的無休止的開發項目正在把城市和周邊地區變成一碗單一的、毫無營養的稀粥，這并不奇怪。所有這一切以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或第四手的方式，出自同一碗知識稀爛粥。在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中，我們的經濟和社會中沒有哪個部分像城市一樣曾被這樣有目的地加以控制，以準確地達到我們正在達到的這種狀況?！?/p>
簡?雅各布斯大概想不到，在此后半個世紀里，全球大城市建設大都仍然遵循著“知識稀爛粥”規定的邏輯。特別是那些將大城市建設視作現代化獎狀的后發國家。被嚴格控制和引導的土地項目開發，在塑造了一個個新的但過于雷同的城市風貌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貽患?，F在人們將這些貽患命名為“大城市病”。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發布的《全球人類住區報告2009》對“大城市病”的總結是：氣候變化和城市對化石燃料動力汽車的過度依賴所帶來的環境挑戰； 快速城市化、中小城鎮的飛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青年人口的擴張帶來的人口挑戰；社會和空間的不平等、城市擴張和無計劃的半城市化等。
毫無疑問，作為最近30年城市化率最快、大城市建設力度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的許多大城市也患有類似的“大城市病”。實際上，中國不少城市的大城市病，遠比簡?雅各布斯當年要抨擊的情況更復雜——這些病狀不僅源于城市規劃者的“知識傲慢”，還源于城市規劃者們在城市建設中夾雜了過多的功利性政治追求。這些追求因城市決策體系的“權力傲慢”而被無限釋放，由此也增加了今天中國城市治理大城市病的難度：不僅要警惕“知識稀爛粥”，還必須對具有強大慣性的滯后決策體系進行穩健和有序的改造。很大程度上，后者更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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