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需要向消費驅動轉型早已成為共識，雖然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在下降，但依靠投資驅動的模式并沒有多大的改變。特別是為了應對08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4萬億刺激計劃把原本已經開始緩慢轉型的中國經濟重新拉回到了投資驅動的老路上，從而錯失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最佳窗口期。而之后的全球經濟在“3D挑戰”(Debt, Disinflation, Demographic)中蹣跚前行，脆弱的復蘇以及由此而帶來的不確定性使中國決策者很難下決心推動壯士斷腕式的經濟改革來解決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雖然中國經濟在2016年有驚無險的實現軟著陸，但有目共睹的是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功不可沒。站在2017年之始展望全年中國經濟，國內投資拉動效應減弱，以及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等一系列挑戰都將使“2017年又將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成為大概率事件。
要跳出年復一年“最困難一年”的泥沼，政府和市場的共識是經濟轉型和結構性改革。而在這一“轉”和一“改”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消費轉型”和“國企改革”。以至于只要談到中國經濟，“消費轉型”和“國企改革”就成為繞不開的話題，久而久之成為老生常談。消費轉型的目的是降低對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的依賴，而國企改革更多的是通過市場競爭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兩者看似相對獨立，因此很少有人會把這兩個問題聯系起來看。但我們認為二者存在極大的關聯性，國企改革的滯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消費轉型。
毫無疑問，支撐消費的最首要的因素是收入增長，而收入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經濟增速在近幾年來持續下行，這背后除了周期性原因之外，內生的結構性因素不容忽視。其中人口紅利拐點的降臨以及曾經引以為傲的高儲蓄率見頂回落，意味著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條件出現逆轉。鑒于目前中國人均GDP遠低于日韓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在人口拐點時的水平，以及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加大使得消費增長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教訓，中國經濟需要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跨度內維持中高速增長。這不是所謂的“唯GDP論”的產物，相反是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可持續增長軌道并向消費增長驅動轉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