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之前，我的前輩和同事還習慣性地認為，我們只需研究美國政治經濟生活的運作就夠了，因為普遍主義者在這方面的成功堪稱典范。僅有的例外情形要么太過特殊，要么規模太小，而且差不多注定是不可持續的。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已發表了逾四分之一個世紀，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亞洲奇跡之謎》(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也已發表了逾20年。然而，如今這些普遍主義的觀點都已不再那么有說服力。相反，在西方經濟體自詡的“大穩健”(The Great Moderation)時代崩盤六年后的今天，我們看到《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志正在反思一個問題：“人們將愈發注意到歐盟和美國政府的功能失調，原因是（他們還存在一種）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擔憂：眼下存在著一種亞洲替代模式”。
就在今天，最早勾勒這一替代模式的獨立思想家李光耀(Lee Kuan Yew)去世了。他以恢弘的愿景和強大的政治領導力，把一個遍布沼澤的熱帶島嶼建成一個大都市，不僅擁有清廉、精巧、高效的公共部門，還享有高于美國的人均收入。在政治理念、教育、工業、及高科技方面，他為新加坡打造了全球都無法超越的景觀。他對新加坡數百萬人的生活的直接改善也不可估量。許多國家的體量雖遠大于新加坡，但它們的領導人卻總是在尋求李光耀的看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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