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不均引起很多討論，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里提出了一些解決之道，其主要的建言，是以“全球”的公權力來對市場分配的結果進行再平衡——對頂級富人家庭課以重稅。方案之一，是對美國年收入超過五十萬美金的人啟徵邊際稅率高達80%的所得稅。歷史上施行過的累進所得稅率，在歐美發達國家（直到1970年代）曾經超過90%，而美國針對富人的最高稅率甚至達到過96%。然而扼殺性的高稅率效果并不如預期，遏制了有效投資、風險承擔、創新發明，最終妨礙了生產力的提高，而經濟增長受阻，結果窮人的生計并不能得到實質性改善。這個嚴酷的歷史教訓，可以說是里根、撒切爾代表的保守經濟政政策之能勃興、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場無誤思潮之所以崛起的最大動力。
上述解決方案，要求各國聯手稽征高昂的財富累進稅，政治上可操作性尤其低。在信息技術時代資本國際間的流動暢行無阻，任何經濟體想實施不利于資本的稅率、利率、匯率、及管制政策，無異為淵驅魚。過往三十年供應鏈的全球化整合，無不以資本為引擎，引領著產能、技術、就業、市場的綜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中國肇始于經濟特區的開放，成果非凡，關鍵也在于給資本稅率和監管松了綁。跨國公司讓巨額贏利趴在分支機構的賬面上而不挪回總部，原因也在鉆稅率差異的空子。因此，要“全世界的資產者聯合起來”可以說連門都沒有。
皮凱蒂的母國法蘭西實際情況正是如此，這里舉兩個微觀層面的例子。社會黨人二十余年后重新執政，奧蘭特總統把富人的累積稅率提高到75%，影視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遷冊比利時，隨后入籍俄羅斯。這和他自己聲稱的“俄羅斯是他精神上的祖國，因為他父親是個老社會主義活動家”沒什么關系，只因為俄羅斯的最高稅率是13%，遠低于任何歐美發達國家。葡萄牙的地產商人拜奧蘭特為里斯本最大的財神，他把法國的錢趕到了那里投資置產。目前法國人成了葡萄牙海濱高級住宅的最大買家，緊隨其后的有巴西人（同樣說葡語）、中國人和英國人。中國人何苦遠到葡萄牙買房子？你不妨留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