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兩會”比往年更受關注，有幾個原因。首先，中國改革面臨深層次轉型；其次，這是“十二五”規劃的開端之年；最后，眼下處于一個受突尼斯與埃及革命影響的世界局勢變動的當口。這使得中國決策者需要權衡各種相互糾結的利益，繼續維持穩定和諧的局面。
但政府對民間社會期待的回應比較慢，民間社會的滿意程度也比較低，而且雙方對于未來中國改革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成為體制內外堅持改革者的一種呼聲。新的共識主要是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尋找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動力；二是更為切實地縮減貧富差距和改變政府與民爭利的情況。這從這一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先說要繼續發展經濟，再說民生保障策略中，可見一斑。
政治上無競爭統治的合法性，依賴于對支持者的“購買”而實現。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購買”主要是通過縱向提升全民平均收入而獲得，也就是所謂的“以增長換統治合法性”。增長主義的合理性建立在平均收入很低的前提上，老百姓只要能獲得比以往好一點的收益，就會支持增長戰略，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一五”。這是前三十年改革之所以有共識的重要的“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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