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這是第一次，中國國家通訊社在報道中明確地以“罷工”二字界定發生在國內的這類公共事件。在此之前，舉凡公共媒介，在報道與重慶出租車全城罷工相同的事件之時，“罷工”二字總是要被刻意回避的字眼，而一概稱之為“停運事件”。比如2004年7、8月間銀川市6800多輛出租車“停運事件”，2006年7月間北京出租車“停運事件”，2007年8月鄭州市全城10000余輛出租車集體“停運事件”，2007年12月哈爾濱市部分出租車“停運事件”等。但在另一方面，國內媒體卻又并不忌諱以“罷工”二字來報道發生在國外的這種公共事件，從未試圖置換為“停運”“停工”之類的字眼。這種心照不宣的集體回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統一口徑，也就形成了長久以來國內媒體某種刻板的印象：“罷工”仿佛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而非社會主義中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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