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之前，藥品開發很少用“迅速”一詞進行描述。常見的原因包括候選藥品數量眾多、且損耗率高。另一個不可否認的因素是，用來衡量藥品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監管程序，不得不依賴于一系列漫長的研究與試驗的結果。
Cytiva 的銷售、服務和商業運營高級副總裁 Amanda Halford 表示：“一個新產品推向市場通常需要 10 年，這是行業基準?！币咔楦淖兞诉@個狀況。疫苗開發速度如此之快，她解釋道，部分原因是公共衛生面臨的緊迫風險，促使監管者基于通常的審批標準，采取同時而非依次審查結果的方式，從而加快審批速度。
藥品開發呈現良好勢頭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加快了藥品開發的速度。在 2020 年末和 2021 年初， Cytiva 進行的全球生物制藥彈性指數調查發現，70% 的受訪者用“好”或“非常好”來評價本國藥品審批機構的速度。
大多數藥品審批機構并沒有制定新法規，而是基于已有權限臨時批準了藥品。有些機構運用了簡單直接的法規。例如，新加坡衛生科學局設立了大流行病特別通道（Pandemic Special Access Route），用于在大流行中授權新的干預措施。在一些其他地方，政府擴展了已有法規的應用范圍。過去，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歐洲藥品管理局（EMA）和英國藥品與保健品管理局（MHRA）的疫苗緊急和臨時授權規則，通常只適用于非常有限的情況，例如罕見病藥品。
然而，許多國家和地區沒有這些可以再利用的法規。國際疫苗研究所總干事 Jerome Kim 表示：“在疫情早期，監管機構在診斷、再利用藥物和疫苗方面承受了巨大壓力。而各國爭相快速且系統地審查申請，則可能引發審查倉促或不完整的質疑。"
將疫情期間的經驗付諸實踐對于監管的未來，疫情期間的工作提供了兩個經驗。首先，在確保安全性的情況下，加快監管決策速度和藥品獲取速度是可行的。其次，就何時以及如何實行這樣的監管，公眾希望出臺明確的規定。
大多數生物制藥公司高管希望，這種加快監管行動的勢頭可以得到保持。最近， Cytiva 對全球500 名生物制藥高管進行了一項調研，60% 的受訪者預計，未來兩年，藥品審批速度將會加快，而只有 19% 的人認為可能會放緩。51% 的受訪者表示，政府的更多參與，加快了新藥的上市速度，持相反觀點的人只占25% 。
生物制藥公司高管預計，藥品審批將會加快
受訪者數量：受訪者總數 = 500 人，歐洲、中東和非洲 = 160 人；亞太地區 = 175 人；美洲 = 165 人。其余未列出的受訪者預計既不會加快也不會放緩。
這些數字意味著，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內，變化速度亦有不同。例如，在歐洲，63% 的英國受訪者認為，當前的政府干預正在加快藥品上市速度，但在德國，這一比例僅為 43%。
協作加速審批進程加速審批，并不代表在評估安全性和有效性時走捷徑。相反，其目的是減少不必要的延誤。
以阿布扎比為例，政府對一項新臨床試驗所需的步驟進行了深入研究，進而將一個長達數月的過程縮短為8 到 15 天。這些新規將使當地試驗的開展，變得更加容易。
更為重要的是，臨床研究者和監管機構改進了共享信息的方式。Jerome Kim 回憶說，隨著監管機構開始允許分批提交臨床實驗數據， “疫情期間的學習曲線” 出現了?！懊绹称匪幤饭芾砭謱嵭辛诉@一舉措，”他表示，"其他國家和地區也采用了類似的機制。"
這是疫情期間更廣泛的信息共享的一部分。Amanda Halford 解釋說，雖然新冠疫情之前，監管機構與臨床研究者的聯系已然存在，“但疫情的確加速了這種溝通。你能看到聯系變得更為頻繁?！彼赋?，這始于疫苗開發方面的合作，例如美國的“神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計劃和英國疫苗小組（UK Vaccine Taskforce）等創新舉措。這些合作后來擴展到了疫苗價值鏈的其他地方，“然后進入到供應鏈問題的分支領域，例如規模與制造，” Halford 補充說。
約半數生物制藥公司高管認同，政府參與加快了新藥的上市速度
受訪者數量：受訪者總數 = 500 人，歐洲、中東和非洲 = 160 人；亞太地區 = 175 人；美洲 = 165 人。其余未列出的受訪者既沒有看到消極影響，也沒有看到積極影響。
這種廣泛互動改善了政府與生物制藥行業的長期關系。FUJI FILM Diosynth Biotechnologies 首席執行官 Martin Meeson 表示：“當下政府與整個行業溝通、合作的方式與水平，讓我對未來充滿期待?！迸c此同時，他認為，現在的挑戰是如何在未來五年保持這一勢頭。
政府參與的增加，正在改變生物制藥發展戰略
受訪者數量：受訪者總數 = 500 人，歐洲、中東和非洲 = 160 人；亞太地區 = 175 人；美洲 = 165 人
隨著合作關系的加深，廣泛的數據共享使知識產權變得更為重要。在這方面，52% 的受訪者認為，政府的參與產生了積極影響，而只有 27% 的人認為影響是消極的。
受訪者數量：受訪者總數 = 500 人，歐洲、中東和非洲 = 160 人；亞太地區 = 175 人；美洲 = 165 人。其余未列出的受訪者既沒有看到消極影響，也沒有看到積極影響。
然而，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政府參與對知識產權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例如，印度在新冠疫情達到頂峰時，停止了疫苗的出口，當地只有 46% 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干預對知識產權產生了積極影響，而 36% 的受訪者表示，這種影響是消極的。而中國在疫情期間，不斷尋求擴大全球疫苗市場，則有58%的受訪者認同積極影響，僅 18%的人認同消極影響。
清晰、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絕不僅是錦上添花。在 Halford 看來， 這是“整個（藥品開發）過程所需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缺失保護法規，投資可能性會不可避免地降低，而這將減緩新療法的開發與獲取速度。
基于監管的必要性，現在各國可以更進一步賦予藥品審批規則新的靈活性、推動監管行動的新速度，是政府和制藥公司擴展合作的一部分。54%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高管正在與政府領導或代表進行更密切的合作。只有 15% 的人持相反意見。
合作的方式多種多樣。它可以像韓國 20 億美元的 K 疫苗計劃一樣，通過大量投資，增強本土的綜合研發與制造能力。
而在一些其他地方，僅僅依靠疫情期間的監管進步，就可能會產生顯著效果。海灣國家就是例證。在新冠疫情之前，當地缺乏強大的制藥研發或制造基地。不過，這些國家樹立了一個簡單的政策目標：面對疫情，成為最快批準并獲得新的醫療干預措施的一批國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對研發、知識產權和藥品審批方面的法規進行徹底改革。結果不言自明——它們成為了全球第一批審查、許可、推出疫苗和后續治療的國家。
即使在疫情沒有帶來重大監管變革的地方，專家們也感受到了監管進步的必要性。例如，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郭云沛表示，中國的“制度還在不斷完善，我們必須要簡化藥品審批流程，與世界接軌?！?/p>
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水平不同，走出的道路也各具特色，但每個地方都可以在疫情中汲取一般經驗并受益?！叭绾伟l揚在疫情期間形成的積極工作方式，并將其用于其他療法的開發，政府和行業都感到了肩頭的責任，”Meeson 補充道，“我們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知識，現在我們需要把它付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