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風光，充足的工作簽證，還有一座可與新加坡樟宜機場比肩、幾乎零壓力的機場。多哈的優勢多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當以色列的彈藥上周落在那里時，我把它在我潛在避風港名單上的排名下調了幾位的時候，心情非常沉重。避什么呢？嗯，誰也說不準。
我在想，那些為躲避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個任期而待在漢普斯特德(Hampstead)和拉德布魯克格羅夫(Ladbroke Grove)的美國人，是否是將成為21世紀一種現象的先驅——“西方難民”。自1945年以來，富裕國家的公民離開本國，多為謀職或尋歡作樂，鮮少是為逃離歷史洪流。而今，隨著俄羅斯威脅歐洲、美國政治的“溫度”高得令人難以承受，這種情況恐怕將要改變。
正因為西方社會長期處于安定狀態，人們稍遇風吹草動便容易感到不安。如果你一生都生活在秩序井然的環境中，甚至你的父母所經歷過最嚴重的動蕩也不過是阿瑟?斯卡吉爾(Arthur Scargill)的罷工運動，那么一點點混亂便足以構成不小的沖擊。在這里，重要的與其說是風險本身，不如說是人們對風險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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