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為其校園抗議者的愚蠢——甚至更糟糕的行為——而感到困擾。然而，真正表現愚蠢的卻是成年人。面對學生的騷亂，成年人的角色應該是在不犧牲權利的前提下保持和平，這些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這項任務需要堅持原則的一致性。然而在實踐中，無論是共和黨人、民主黨人、媒體還是大學管理層，各行各業的成年人都在表現出他們所痛恨的年輕人的歇斯底里和教條主義特征。因此，抗議活動愈演愈烈也就不足為奇了。
學生完全有權利進行抗議，即使他們的言論可能被許多同齡人視為令人厭惡。一個人對加沙數千名平民被殺的憤怒，可能成為另一個人呼吁從以色列消除猶太人的聲音。有些示威者有意識地贊同哈馬斯(Hamas)的世界觀，即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反猶太復國主義何時變成反猶太主義？這個界限很模糊。但是，大多數人——顯然除了那些掌權的人——都能分辨出合法抗議和呼吁暴力之間的區別。
對這場混亂的責任，大家都有份。在民主黨人中，抗議活動引發了對1968年重演的擔憂。和當時一樣，當前的騷亂始于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和1968年一樣，今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將在芝加哥舉行。但相似之處就到此為止了。1968年的大會是一場災難，原因有二。首先，民主黨在越南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如今的左派對喬?拜登(Joe Biden)對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過于軟弱感到憤怒。但這與越南完全不同。沒有美國士兵死亡。對拜登的大多數批評都是他太軟弱了。1968年，抗議者將民主黨提名人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比作希特勒和裕仁天皇。漢弗萊的主要競爭對手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拒絕支持他。拜登將是民主黨的一致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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