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年,拉丁美洲的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美國穩居該地區首要經濟伙伴的位置,但如今這一地位正受到中國的挑戰——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已被超越。這樣的巨變,已不僅僅是貿易層面的調整,而是一個正在重塑政治、外交與戰略平衡的過程。
這正是《經濟替代:中國與在拉丁美洲主導地位終結的美國》一書的背景。該書作者弗朗西斯科?烏爾迪內斯是智利天主教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同時也是拉美丁美洲中國影響千禧研究中心(The Millennium Nucleus on the Impacts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簡稱ICLAC)的負責人。通過案例研究和數據分析,他在書中展示了中國如何在2001年至2020年間填補美國逐步撤出拉美后留下的“經濟空白”。烏爾迪內斯認為,這一過程削弱了美國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力。
烏爾迪內斯談到了他寫作此書的緣由、主要研究發現,以及這些發現對拉丁美洲政策制定者的影響。
弗朗西斯科?烏爾迪內斯(Francisco Urdinez)對話地球:是什么促使您寫了這本書?您為何選擇這個時間點?
烏爾迪內斯:我的博士論文聚焦于美國在拉丁美洲影響力的喪失,以及中國如何填補這一空缺——這也是本書的核心思想之一。
在當時,也就是2017年,我的分析在數據層面仍較為初步。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最大的問題之一是缺乏系統化的信息:學術界和政治界都沒有足夠的數據來回答我的研究問題。正因如此,我致力于參與一些項目,收集有關投資、融資與贈款的信息,并通過對精英階層和普通公眾的問卷調查,來了解他們對中國崛起的看法。
我的基本判斷一直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必然會演化為政治影響力,這與歷史上其他新興大國的軌跡一致。核心方法是建立一個指數來衡量中國的經濟實力,并與美國進行對比,從而更清晰地呈現正在發生的轉變。
本書結構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經濟替代”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衡量方法,以及它如何揭示美國在該地區相對影響力的減弱。
第二部分著重探討這一過程的政治影響,尤其是過去五十年來,美國在拉美構建的秩序,其合法性正逐步被削弱。通過方法論與政治的雙重視角,試圖揭示這一現象不僅限于經濟層面,更體現為國際權力格局的結構性轉變。
對話地球:在美國、中國和拉美關系的背景下,您如何定義“經濟替代”?
烏爾迪內斯:它指的是這樣一個時刻: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某個拉丁美洲國家最重要的經濟伙伴。為此,我構建了一個指數,將所有相關的經濟主體納入其中加以綜合衡量,包括來自中美兩國的企業、銀行、合作機構以及信貸提供方。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國并非只是一個單純收購原材料的“黑箱”,而是一個由數百個經濟體構成、深刻影響著地區經濟的復雜網絡。對美國進行同樣的分析則更為復雜,但這一過程使我們能夠建立兩個具有可比性的指數。兩個指數均以各拉美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來呈現。
這一轉變發生在中國的經濟“權重”從零起步并最終超越美國之時。此種界定方式既清晰又簡明,能夠有效刻畫一個持續且漸進的過程——即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美國在拉丁美洲影響力的逐步削弱。
對話地球:您主張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呈現退卻趨勢。支持這一判斷的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什么?
烏爾迪內斯:數據表明,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美國仍是拉丁美洲主要的投資與外部融資來源——這一角色自20世紀初便已確立。美國首先憑借其經濟與技術優勢鞏固了全球權力地位,隨后才進一步投射其文化與政治影響。然而,這一變革性角色逐漸淡化,中國逐步接替美國,成為資本、商品與技術的主要提供者。
近幾十年來,拉丁美洲已不再是美國的優先關切,美國將注意力轉向其認為更具戰略意義的地區。許多美國企業失去了興趣,資本外流,為中國填補這一空缺創造了條件。多年來,美國的一些政治精英甚至樂見中國在美國缺席的經濟體中發揮振興作用,而未將其視為威脅。直到2016年,這一認知才開始發生轉變,中國的崛起被重新解讀為一種直接的地緣政治挑戰。
對話地球:中國的經濟崛起如何深刻改變了拉丁美洲的貿易與投資格局?
烏爾迪內斯:這一轉型具有歷史性,并可與非洲和東南亞的類似進程相提并論。在短短數年間(21世紀初期),中國對原材料的需求,讓該地區的出口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向中國)集中趨勢。我在書中否定了其他解釋,例如將其歸因于單純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或與左翼政府的意識形態親近。關鍵在于,在次國家層面,經濟主體逐漸認識到中國不僅是一個可靠的買家,也是一個愿意迅速承擔風險、且不受繁瑣官僚主義束縛的投資者。
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中國從一個邊緣角色躍升為該地區主要的外資提供者之一。這迫使各國政府和企業不得不迅速適應一個無人預料的新局面。拉丁美洲對新增資本的強烈需求與中國愿意提供資本的意愿之間的契合,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這一現象。
對話地球:中美在該地區的競爭常被視為“新冷戰”,為何您在書中對這一類比提出質疑?
烏爾迪內斯:美蘇冷戰是一場在不相容模式之間展開的意識形態與技術爭端,其中蘇聯并未向西方提供任何替代方案。當下的競爭則有所不同:不會出現直接的軍事對抗,而是圍繞人工智能、半導體以及能源轉型等戰略領域的主導權展開角逐。中國并不排斥資本主義:它實踐的是一種以資本與利潤積累為基礎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
因此,與美國的競爭并非意識形態層面的,而是經濟與技術層面的。兩國正在爭奪對關鍵產業的控制權,而這些產業將在未來幾十年決定全球秩序。我們正面臨一場明確且持久的競爭,這一進程已無回頭之路。
對話地球:在這一進程中,拉丁美洲國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了主動作用,而非僅僅充當大國競爭的場域?
烏爾迪內斯:拉丁美洲的自主性至關重要。本書揭示了“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雙重動態。在某些情境下,次國家層級的政府率先發揮主導作用,與中國建立直接聯系。例如,在疫情期間,圣保羅州主動與中國進行疫苗談判。另一些情況下,各省則利用與國家政府的一致立場來強化談判,如阿根廷圣克魯斯水壩項目的案例。此外,還存在私營部門倡議的例子,比如秘魯的昌凱港,是在國家介入之前,由企業間的協議促成的。
這些動態表明,這種關系并非僅限于國家之間,而是涉及多層次的地方經濟主體。當下的許多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這些“自下而上”的行動來解釋。
對話地球:您提到中國經濟擴張在該地區的影響具有差異性。能否舉例說明這一轉變在不同國家的具體表現?
烏爾迪內斯:在南美洲,中國幾乎全面取代了美國的影響力,唯獨哥倫比亞與巴拉圭例外,其中巴拉圭的情況則源于其與臺灣地區保持的“外交關系”。
然而,在中美洲與墨西哥,格局迥異。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在該地區依然居于主導,并在過去二十年間甚至有所增強。
與中國聯系最緊密的是巴西,它已成為該關系的區域引擎,尤其體現在可再生能源和采礦等領域。智利則有近40%的出口依賴中國,這一比例在全球各國中位居貿易依賴度的前列。這些都是結構性現實,不會因政府更迭而逆轉,正如前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和現任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的案例所示(他們都曾采取對華不友好的強硬立場)。與中國的經濟相互依存關系已成為長期存在的格局。
對話地球: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在其對中美外交關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烏爾迪內斯:意識形態在其中只起次要作用。阿根廷前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Mauricio Macri)的例子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盡管他最初對中國持批評態度,最終仍進一步深化了與中國的關系。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雅伊爾?博索納羅和哈維爾?米萊身上,他們雖然質疑中國,但并未削弱雙邊聯系。也存在相反的例子,例如智利,在前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era)的右翼政府時期,雙邊關系比在現任總統加布里埃爾?博里奇時期更為順暢,后者在涉人權與環境等問題上提出更多批評。
歸根結底,比意識形態更具影響力的是經濟互補性,以及次國家層級和私人部門經濟主體的作用。意識形態或許會影響官方論述,但很少會真正改變結構性格局。
對話地球:您認為美國是否在試圖遏制中國在該地區不斷上升的影響力?若是,這些舉措的效果如何?
烏爾迪內斯:美國的政策往往體現為被動、緩慢且帶有強制性。它沒有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而是依賴制裁和警告,這在該地區引發了不滿。對許多國家而言,中國并非理想選擇,但卻是唯一能在短時間內、且不附帶過多條件就獲得融資的渠道。美國手中也擁有諸如美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工具,但其使用的靈活度遠不及中國。因此,當美國要求貧困國家不要采用諸如5G等技術,卻又拿不出等價替代方案時,矛盾自然隨之產生。
如果美國不調整其戰略、提供可行的替代性產品與方案,它就有可能將拉丁美洲進一步推向中國。
對話地球: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您的著作在如何應對這一區域影響力轉變方面提供了哪些啟示或警示?
烏爾迪內斯:主要的啟示是,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將變得愈發困難。過去三十年間,一些國家設法從兩方同時獲益,例如智利和秘魯分別與兩大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但如今美國正逐漸走向一種“非友即敵”的二元政策,這將迫使各國做出選擇。由此引發的內部辯論,可能會在未來十年深刻影響總統選舉與國家政策走向。
挑戰將異常艱巨,目前尚不清楚該地區是否足以應對這一挑戰。這也是我一再強調要培養新一代專家——這些專家不僅要能夠抵御外部壓力,還要認識到與中國的關系不太可能被逆轉。除非美國戰略發生根本性調整,否則中國仍將是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的主要經濟伙伴。
《經濟替代:中國與在拉丁美洲主導地位終結的美國》弗朗西斯科?烏爾迪內斯,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費爾明?庫普(Fermín Koop),對話地球拉丁美洲主編,常駐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2014年作為自由撰稿人為對話地球工作,后轉任編輯。他還是地球新聞網絡(Earth Journalism Network,EJN)的培訓師和導師,以及阿根廷企業大學(Argentine University of Enterprise,UADE)的教師。他擁有雷丁大學(Reading University)環境與發展專業理學碩士學位、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學院(Latin Americ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FLACSO)氣候變化法律與經濟專業的研究生學位,以及薩爾瓦多大學(University of Salvador,USAL)新聞學學士學位。他曾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先驅報》(Buenos Aires Herald)、《自然》(Nature)、SciDev等新聞機構工作,并參與過聯合國和牛津大學的咨詢工作。他能講西班牙語和英語。他在對話地球的工作主要是撰稿、約稿和編稿、編輯策劃以及負責特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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