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日本有兩位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而且這兩位諾貝爾獎得主都是日本自己培養的科學家。2025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給了三位研究破壞性創新的經濟學家。反觀日本過去三十年經濟的發展，問題確實很多。那么現在就有一個問題：諾貝爾獎級別的原創性研究，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如何看待日本不斷獲得諾貝爾獎和經濟長期低迷之間的矛盾？
全世界第一個提出 “破壞性創新” 概念的熊彼特對筆者的母校一橋大學（原東京商科大學）也有很大的影響。1931 年，當時的東京商科大學邀請熊彼特到日本講學。熊彼特的兩名日本學生后來都成為一橋大學的校長，一位是中山伊知郎（伯恩大學時代的學生），一位是都留重人（熊彼特哈佛大學時代的學生）。熊彼特夫人于熊彼特去世之后的 1955 年，把熊彼特收藏的書籍和書信文稿捐贈給了一橋大學，目前熊彼特文庫也是一橋大學圖書館的重要收藏之一。1997 年，一橋大學成立了日本第一個創新研究中心，筆者也深受該中心的影響。
從湯川秀樹 1949 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到 2025 年，日本已經有超過 30 名科學家獲得了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特別是 2000 年之后，日本獲獎者呈現出井噴的態勢。筆者過去一直在關注和收集這些獲獎者和之后的應用情況。筆者認為，這 30 名左右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限定于自然科學領域）的成果，其實可以分為 6 種情況。第一種是純基礎理論，沒有給日本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第二種是直接轉化為工業產品，為日本帶來了巨大經濟效益。第三種是成果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是日本收益很有限。第四種是成果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日本企業也獲得了一部分的好處。第五種是成果有廣泛的應用前景，但是還在實用化的過程中。第六種成果是基礎理論，沒有帶來任何直接的經濟效益，但是間接對日本相關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