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前，馬克龍（Macron）紀念反法西斯主義勝利八十周年時提醒歐洲，自由處于1945年以來最危險的境地，未來成功的保證在于恢復1945年的勝利價值。不過，這一姿態表明，歐洲對二戰仍保持著活的記憶與共同的判斷：無論國家主義、傳統主義、民粹主義者的遠景如何“偉大”，自由、獨立、尊嚴的生活與之必定勢如水火。
乍聞1945年價值，我卻不能不想到——什么是中國的1945年勝利價值？它是由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還是由毛澤東的《兩個中國之命運》所代表的價值？1938年“抗戰建國”論提出以來，有關未來中國國家建設（nation building）的主張，莫衷一是；1943年兩人的捉筆上陣，卻將論爭變為戰場，為三年后的全面內戰埋下禍根，影響則一直持續到今天：這就是臺、海兩岸的分治。
十年前此際，我曾以傳統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對立，檢討“抗戰建國”的失敗；期許三種理論的和解，可以促進現代中國建國的和平完成。但事與愿違，十年間，兩岸時有進入戰爭狀態的風險。痛覺，只有還其思想史的本真，確立抗戰勝利的共同價值，永久和平女神，才能步下高空的銅柱，手持花環，走入現實。本文采用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政治思想架構，即是重新思考的成果之一。以下將先從蔣、毛文章的執筆者，身處政學兩界的激流的陶希圣（1899-1988）、陳伯達（1904-1989）的對戰入手，檢視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行動邏輯；第二部分再由蕭公權對《中國之命運》的反思，表出自由主義“民主為體，憲政為用”的國家建設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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