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銀行家和咨詢師一直向他們的客戶吹噓亞洲新興國家快速壯大的中產階層所帶來的機會。隨著收入上升，外國直接投資自然大量涌入，推動了進一步的增長。但最近幾年，支撐著亞洲消費者的那些因素已在放緩。新冠疫情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推高了食品和能源價格）的雙重經濟沖擊重創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不良債務以及高薪職位的稀缺則阻礙了復蘇。白宮的激進保護主義議程將對亞洲出口導向型的工業經濟體造成又一次打擊。
根據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數據，自從2004年以來，亞洲發展中國家新增了近2億個中產家庭（其定義是每年可支配收入在2萬美元到7萬美元之間）。這一增長的一大部分來自兩個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但這兩個國家的消費者現在都陷入了困境。在中國，家庭仍深陷2021年房地產崩盤的陰影之中，此前的房地產熱是由寬松信貸和過分激進的開發商引發的。在印度，中等收入者背負著高額的無抵押貸款，部分是為了應對疫情后生活成本的上升。如英國《金融時報》本周的報道，許多人現在難以還債。此外，中國和印度都在應對較高的青年失業率。
但亞洲新興中產階級承受著壓力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在印度尼西亞，政府認定的中產階級人口在過去6年減少了五分之一。經濟學家認為，這要部分歸咎于該國對大宗商品行業的過度依賴，該行業工資一般較低。在泰國，當局正在竭力減少家庭債務負擔，其數額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為90%，是地區內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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