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等書中指出，少數人為了小團體的利益進行有效的自我組織，通過游說等集體行動影響社會的游戲規則，使其朝著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變。一個國家和平的時間越長，就會有越多這樣的分利集團形成，并對各類成文和不成文法規產生影響。分利集團越多，未組織起來的沉默的大多數受損越大，陳規陋習越多、監管越嚴，可以做的創新與事業也少，最終啥都是非法的，如此下去，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越低，國家的發展速度也會越慢。往往只有戰爭或巨大災難來臨，才有可能打破這些分利集團，廢除一些陳規陋習，從而重啟國家的高速增長。
從上述邏輯出發，我們似乎能夠理解進步主義的政治運作方式有其天然優勢，也是其邏輯必然。
工業革命以來，政治上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政治權力結構中擁抱現代性，這集中體現在如何回應現代公民社會中人人平等行使政治權力的強大訴求。代議制政府的建立、人權保護與宗教自由、選舉權的普及、征兵制、福利社會、平權運動等等，都呈現出對此訴求的波浪式回應與推進。這個過程中，進步主義參與推進了歷史的進程，在政壇上與保守主義大致來說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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