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關稅一直是塑造和推動國際格局轉變的重要因素。在過往的國際關系史中，戰爭及關稅可能成為獨立變量影響全球局勢，也可能在軍事與貿易沖突中混合扮演重要角色。武裝沖突代表著國家間矛盾激化不可調和，排除外交，必須采用武力并以傳統的地理（或權力）爭奪、人口消滅為目標，而關稅運用于國家間沖突則源于古典貿易理論的“幼稚產業保護學說”，其核心在于以國家政策推動對競爭性國家的商品優勢實施抵消或對特定國家實施關稅報復。在國際關系史中，無論是戰爭或關稅都能誘發國家間競爭與沖突。
歷史始終在不斷出現驚人的重演。目前，國際秩序正在脫離二戰后的秩序范疇而走向“失序”，以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為中心的議事權威和二戰后確立的國際規范面臨兩大類因素的挑戰。
一是兩場戰爭。即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進攻以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報復性打擊。前者開創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21世紀主動攻擊一個主權國家的先例，后者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軍事打擊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其消極后果正在向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外溢。這兩場戰爭中，聯合國的權威都處于弱勢，難以形成對戰爭一方的約束，盡管依然存在講壇政治，但往往議而不決，議而難決，最終烏克蘭議題以瑞士舉辦“和平峰會”的方式對戰爭走勢進行討論，各國或被邀請或報名與會，主旨在于討論對烏克蘭的援助，這進一步削弱了安理會在全球安全事務的權威。理論上，一旦一個組織在涉及核心職能事務上處于失能或無能的地步，那基本意味著這個組織的權威已受到挑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殘酷進攻使得國際社會對人權以及戰爭限度、戰爭正義性的討論撕裂了輿論，軍事沖突向誘發特定國家社會面沖突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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