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杰富瑞(Jefferies)前亞洲主席、里昂證券(CLSA)前首席執行官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香港定居下來，我目睹這個城市經歷了許多回的繁榮與衰退，在那段歲月，興衰本是尋常事。在遇到外來沖擊期間，比如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人們理解政府做出的回應有限，也明白香港商界中人必須從地上爬起來，拍拍褲子上的灰塵，重新投入工作。
畢竟，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經濟和政府干預猶如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然而當香港再次面臨嚴峻挑戰時，我們卻錯誤地執著于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政策，而政府政策與香港經濟如何運行、與香港如何找到自身在世界經濟中不斷變化的角色沒有多大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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