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盎格魯圈”(Anglo Sphere) 的提法，筆者于2017年底提出了“儒家經濟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這一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會文明體系中占有主導地位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體，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越南八個經濟體。
縱觀全球，近年來亞洲地區、尤其是儒家經濟圈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成就顯著。2011年以來，儒家經濟圈重回名義GDP第一的位置，成為全球體量最大的經濟體。儒家經濟圈各成員雖然在發展階段、發展方式、政治制度、人口與社會結構、語言歷史等諸多方面存在比較大的差異，但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上先后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成就，并且從某種意義上探索出各自獨特的、與西方有一定區別的經濟發展方式。此外，根據世界銀行在2012年的一份研究，儒家經濟圈的八個經濟體中有六個是高收入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例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9%） 。儒家經濟圈的諸多發展成就值得進一步觀察和研究，有鑒于此，筆者提出了儒家經濟圈這一概念。
近年來，種種因素對自由貿易提出了挑戰。中美脫鉤、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等事件為全球地緣政治帶來了極大影響，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產業鏈布局、貿易與投資體系均出現顯著變化。當下逆全球化的保守浪潮之中，我們更要看到儒家經濟圈的重要性和潛力。2021年儒家經濟圈商貿總額占全球28.1% ，各成員經貿與投資關系擁有非常高的耦合性。深化儒家經濟圈內部投資貿易合作，不僅能進一步挖掘各成員的經濟增長潛力，同時可以捍衛自由貿易，以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全球化。這對于鞏固包括中國在內的儒家經濟圈各經濟體與全球的投資和貿易關系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就此，筆者認為儒家經濟圈以下特點值得關注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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