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法院。”在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哈佛招生歧視案后，拜登在記者會結束時出門前轉身說道。這句話，多多少少說出了美國左派的心聲。
美國左派當然明白，保守派占三分之二席位的最高法院不可能屢屢做出他們想要的判決。不過，拜登對一個“正?！狈ㄔ旱钠诖?，恐怕也不高。畢竟，在沃倫大法官于1969年卸任首席之后，美國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一直傾向于保守派。然而，特朗普任命的三名大法官，確立了保守派6比3的絕對多數。在此之前，美國高院面對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時，大多會謹小慎微地以司法克制主義為由，回避問題或盡量減小判決對政治程序和社會生活的影響。這種克制避免最高法院政治化的“保守”態度在近幾年發生了激烈的變化——繼去年在墮胎、槍支、環保和宗教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做出“一邊倒”的保守派判決之后，美國高院在今年6月末再次為保守派帶來了福音，這也標志著美國高院已經不再是“文化戰爭”的旁觀者，而是采取更積極的態度主動介入文化政治，由“保守”的克制轉向了激進的保守。
美國的“文化戰爭”簡單來說是指右派（以基督教為基礎思想的）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與左派的進步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價值觀上的沖突。這種沖突源于美國多元的政治文化，也是政治兩極分化的體現。近些年，文化戰爭的主戰場集中在校園和各地的議會，而左右兩派也經常會利用訴訟讓“戰火”蔓延至法庭。去年涉及墮胎權和控槍的案例，均屬于保守派利用最高法院而“取勝”的體現。然而，美國的文化戰爭中，最為重要的議題莫過于種族。所以，文化戰爭滲透最深的案件，大概要屬今年的哈佛招生歧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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