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案是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尋變
長期以來，美國引領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美國本土制造業外包。但近年來，在新冠疫情沖擊下，美國這一全球超級大國的脆弱面逐漸暴露。中國的本土研發，以及中國在芯片產業上展現出的強大進取雄心，促使美國政治精英必須正視本土芯片所面臨的產能不足、供應鏈脆弱和人才缺乏問題，必須逆轉過往的全球化方式，才能持續保持美國的產業領導力，這甚至關系到美國霸權的存續。美國要實現再工業化、實現制造業回歸的道路異常艱難，這不僅源于美國的產業結構，更在于既有的全球化已經演化為美國的一種牽制力量，美國習慣于現有的“外包-進口”為主的全球化模式，業已形成路徑依賴，而以行政力量推動制造業的回歸顯然有悖于全球化，但美國從國家安全和獲取競爭優勢的角度出發，不得不這樣做。
美國政治過程復雜，競爭激烈，但各派系會在短期利益、國家利益以及戰略安全利益中實現某種妥協。美國政治精英為使這一法律通過，實行了最廣泛的國內和國際政治動員，其代價高昂，具有典型的政府干預市場和產業引導特征，但從美國國家利益角度看，有其必要性。美國善于用立法的形式總結國家所面臨的挑戰和應對內外部挑戰的策略，這是其制度使然。在美國產業保護加持下，經濟民族主義可能伴隨全球化始終，區域化與分割會成為未來全球戰略產業分布的重要特征，先進工業尤其是軍民兩用技術產業的發展會越發突出國家特征和國家能動性內涵。美國政府通過立法賦予相應措施合法性，推動芯片產業回歸這一行為擁有法律的權威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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