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3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正在法學院租用出版社頂層的辦公室里校對《憲法學導論》的樣稿；突然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自稱是“張思之”。當時，我剛來北京沒幾個月，人頭還不那么熟，但“張思之”這個大名是早有所聞，律師界如雷貫耳的大“?！甭?！但電話里的聲音卻一點沒“牛氣”，他的誠懇謙和既讓我感動，又讓我存疑——真的是他嗎？他專門找我也不為什么大事，就是請我給他擔任編委的《炎黃春秋》雜志寫稿子。我孤陋寡聞，“炎黃春秋”這個名字倒是第一次聽說，當時也沒太上心。兩年后，孫國棟主辦的《律師文摘》首次開年會，思之先生再次邀我做主題發言，我才第一次見到他真人，一位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一聽那記憶猶新的謙和之聲，這下沒錯了！
這是我對思之先生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后的印象。那個電話過去近二十年了，昨天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沒有悲傷。他快95歲了，該經歷的都經歷過，人生沒有太多遺憾，為什么要為他悲傷呢？我想逝者也不會太在意活著的人是否悲傷，他這樣的人會更在意自己能否留在活人的記憶中，并在這個意義上繼續活下去——尤其是以什么樣的意義活著，光榮還是恥辱。對于一個足夠長的人生，問題不是什么時間畫上句號，而是以什么姿態畫上這個句號。此時此刻，我替他感到的更多是欣慰，甚至有點為他“鼓盆而歌”的想法。
坊間對思之先生的評價早已刷屏了，絕大多數都很高，要把他定格在中國“最偉大的律師”和“律師界的良心”這個高位上。我當然不反對這些評價，但謙和的他一定會在“最偉大”之前加上“迄今為止”這個限定詞，因為他的后半生一直在獎掖后進，希望能培養出律師界的新銳超越自己。“良心”則要看怎么理解——思之固然是有良心的律師，或者說中國律師界仍然有像他這樣有良心的律師，但良知這個東西是“代表”不了的，它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如果我們的良心被思之“代表”了，那我們自己的良心去哪兒了？是不是因為他太有良心，我們就可以對自己有沒有良心無所謂一點？中國式悼念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必須備極哀榮，“謚號”越多、越大越好，否則似乎就是對逝者“不敬”。在法治倒退、法律人備受打壓的今天，似乎也大有“樹典型”、“提士氣”的必要，而思之先生顯然是最適合的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