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勝利，其真正的含義應該是在戰后獲得鞏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質生活狀況比戰前有所改善。想要獲得這樣的勝利，辦法可能有兩條：或者速戰速決，迅速取得戰果，或者進行持久戰，但要根據國家資源情況節約使用兵力。目的必須和手段相適應。如果奪取這種勝利的機會已經喪失，那么頭腦清醒的政治家絕不會放過締結和約的有利時機。
——利德爾?哈特：《戰略論》
尊重約定和彰顯公正是和會的任務，而重建人民生活和醫治戰爭創傷也是和會的任務。執行這些任務時既要審慎，又要有古代圣賢所認為的勝利者應該擁有的寬宏大量。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約的經濟后果》
在4月18日，俄烏雙方幾乎同時“宣布”了頓巴斯戰役的開始。就俄烏戰爭的態勢來說，頓巴斯戰役具有會戰和決戰的性質，同時也基本凸顯了俄烏戰爭的輪廓。在頓巴斯戰役尚未結束之際，討論俄烏戰爭的戰后秩序前景似乎為時過早。戰爭的偶然性和情緒性很難去推測，但作為政治和戰略工具的戰爭的性質、形態和邏輯基本已經凸顯出來，這是俄烏戰爭中不確定中的確定。俄烏戰爭是國際秩序演變過程中的“事件”，可能會產生比較重大的影響，但是否構成一個歷史性的拐點，或許不宜高估，至于說將世界歷史分為俄烏戰爭前和戰爭后，可能高估了俄烏戰爭帶來的長時段影響。俄烏戰爭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場歐洲“內戰”，其范圍甚至小于19世紀中期的“克里米亞戰爭”。作為比照，俄烏戰爭的影響或許與那一場克里米亞戰爭相似。當然，相比于19世紀，當下全球市場受到的沖擊是直接和劇烈的，但俄烏戰爭并不構成一場系統性的沖擊。其影響更多集中于歐洲以及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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