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約翰遜在2016年易幟投奔脫歐派，成為脫歐派標桿人物時，他大概只能判斷出這是直奔相府的捷徑，有可能抱得“美人”歸。當然他不可能預測到：歐盟這么不放過英國，至今脫歐壓力未解；在美國壓力下，他必須在政治上與和英國關系曾經火熱的中國劃清界限，而經濟上繼續保持“情人”關系；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打亂全世界的步伐；氣候變化大會在英國的召開，并未使世界向降低1.5攝氏度氣溫的夢想靠近多少。
此時的世界，已由歐洲與美國主宰幾百年，從大英帝國“胡蘿卜加大棒”的日不落殖民統治，升級為美國首創的民主、人權與自由秩序。而英國在二戰后，早已淪落為美國的追隨國。當年的三大外交關系（即與美國、歐盟以及英聯邦），在2016年英國脫歐后，只有英美關系在繼續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幸得英國的鎮山之寶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仍然健在（其對歷任美國總統的個人魅力影響，估計傾城傾國；很難想象查爾斯繼位后的英國地位），英美特殊關系至今猶在，不久前惹怒法國的美澳英的AUKUS就是明證（見《拜登約翰遜會晤后，英國脫歐后外交政策初具雛形》）。
但約翰遜夢想的“全球英國”，至今畫面模糊。在英國召開的G7大會與COP26對其全球地位（見《為何控制氣溫上升1.5度那么難？》）的助力，至今雷聲大，雨點小。是否會在未來體現？有待未來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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