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母位于英格蘭南海岸的家附近，全球變暖的推進顯得如此“溫和無害”，以至于多家法國香檳酒莊正在當地購買大片坡地。過去30年間，這樣的趨勢減緩了北半球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叭蜃兣且患膳碌氖虑?，”我們告訴自己，“但不幸的是，它的主要受害者將是較貧窮國家的人口。有人要來點加拿大芒果嗎？”
澳大利亞叢林大火和加利福尼亞州野火的可怕畫面，給這種自滿情緒敲響了警鐘。但它們也突顯出民主國家有多么難動員公眾行動。如果悉尼被煙霧籠罩或者納帕谷(Napa Valley)陷入火海的畫面，都不能激發選民的想象力，那還有什么能呢？那些寄望于全球最富裕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發揮更大帶頭作用的人士，必須面對三個嚴峻事實。
首先，政治人士的眼光很難超越選舉周期。一國政府對教育進行投資已經很難了，因為投資教育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顯現成效。而采取不受歡迎的行動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要困難得多，因為減排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產生效果，這些效果甚至到那時還可能不被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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