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韓國國務總理李洛淵在東京首相官邸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轉交了韓國總統文在寅的親筆信，并就不應放任韓日關系日趨惡化達成共識。而這也是2018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對勞工索賠案作出判決后兩國舉行的“最高級別”對話。
問題長期化并不符合韓國訴求，正如韓國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洪楠基日前表示，“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須在今年內結束韓日矛盾”。為盡快通過對話解決韓日糾紛，韓國一是在提高會談的級別，從爭端后最開始的級別較低的課長級（接近中國的科長級）上升到“最高級”的總理級；二是在保持會談的連貫性，即使在9月18日通過《戰略物資進出口告示》修訂案，將日本移出“白名單”后，韓國政府仍表示“已為同日方舉行任何形式的對話做好準備”；三是在借聯合國大會、日本天皇德仁即位慶典等國際場合拓寬交流渠道，正如洪楠基表示，“除了WTO起訴協商之外，（日韓）雙邊還在通過其他多個渠道進行接觸”。而韓國對會談的需求之所以如此迫切，既是內外壓力使然，也是日本變相鼓勵的結果。
一、宏觀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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