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系何包鋼與馬克?沃倫撰寫的論文，由田飛龍與張瑞翻譯為中文，中文版由作者和譯者授權FT中文網發表。何包鋼系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與政治研究學院國際研究講席教授；馬克?沃倫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哈羅德和多麗?梅里萊斯民主研究講席教授。田飛龍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法學博士；張瑞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本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刊發，這是第三部分；刊發時略去原文注釋。
六、為什么威權政權會使用協商機制？
除了證據問題之外，現在讓我們談談威權主義概念中隱含的另一個問題：為什么威權政權中的精英會訴諸于設計并鼓勵協商實踐和協商機構？當然，我們不應該排除規范動機：后毛澤東時代，中國新儒家文化對領導者施加道德責任，使其根據共同善來治理、示范美德并關注他們所監督的大眾的福祉。 當代的儒家有時認為，既然政治監護體制（guardianship）遭遇了失敗，民主就是達到善治的次優路徑。 毛時代“群眾路線”的最后一個影響是確立了精英應該問政于民的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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