凜凜冬日里北京大舉拆除多處“違建”，試圖驅趕所謂“低端人口”，實現人口疏解。任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為如此簡單粗暴的行為辯護，更何況這一行動所代表的逆城市化、逆產業聚集、逆市場化的政策導向背離了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力量的十九大精神。高和低都是相對詞，離開了低，高就失去了根基。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從事城市居民不愿意從事的工作，使得城市生活更加便捷。例如，在互聯網巨頭光鮮的商業模式下，是無數努力工作的快遞小哥。離開這些貌似低端的服務工種，阿里巴巴的5000億美元市值就是空中樓閣。但是只要我們看到他們蝸居地的照片，我們馬上會意識到：勞動人民給城市貢獻的是這么多，城市給他們的卻是這么少。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在“天子”腳下，有如此多的違建？居住條件為何如此惡劣？
從新聞報道來看，這些被拆除的建筑沒有經過消防驗收，存在嚴重風險。這是因為這些建筑統統不達標嗎？被輿論忽略的事實是，這些建筑在村集體土地上建造，因而沒有建筑批文，在現行法律法規框架下自然屬于違建，更不可能拿到消防驗收。那么如何才能變違法為合法呢？只有政府將其征收，變集體土地為國有土地，進行招拍掛，才能獲得完全產權，進而進行合法的建筑或者改造。因此，這些建筑的原罪并不是低劣的質量，而是繞開了政府收費。
土地國有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鮮明特征。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土地國有并不是建國肇始就存在的國策，而是一個荒唐時代的遺留。這一政策的起源是大躍進時期的《人民公社六十條》：“生產隊范圍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1982年的憲法修訂，進一步明確“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這個集體所有被打了折扣，因為集體土地無法對外轉讓，只能算是部分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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