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二）
我在瑞典認識的幾位伊朗女性，都是不戴頭巾不穿黑罩袍、聰明能干又大方的。其中一位是“母語中心”的教師同事，最初我參加工作時，她曾熱情關照我這個“菜鳥”，令我至今心存感激。接觸這類高素質的伊朗知識女性，會讓人懷想燦爛的古波斯文明，回憶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那個時期的伊朗女人可夠現代夠開放的。
當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將要革到婦女的身體與服飾上來時，這類“自由化”了的伊朗女性就被逼出逃了。自1979年之后，逃出伊朗的女性除了平民，還有原伊朗王后、政府高官、共產黨人與自由派。歷史的反諷在于，不管她們之前在祖國的地位多么懸殊，政治立場多么對立，來到歐洲后，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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