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管理類11元一斤，人物傳記與少兒書15元一斤，學術名著則是13元……兩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在上海的福州路散步，在光線明亮的餐廳、甜品店旁，點綴著一家家小書店。它們無一不燈光慘白，貼滿這樣的紅字標語“即將拆遷，圖書論斤稱”。
這景象既“斯文掃地”，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刷業衰落的象征。福州路上的行人已經很難想象，這里曾是一場技術與知識革命的中心。在20世紀初，福州路上聳立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兩座時髦大樓，是財富與威望的象征。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或許像此刻的百度、騰訊大廈一樣。它們都代表信息、知識的生產與重組，都依賴于新技術變革。后者是互聯網的產物，前者則是現代印刷術的產物。
我想尋找的是一處舊址，它早已面目全非、不可辨認，處于這福州路上的不知某處。1896年春天，23歲的梁啟超從北京來到此地，與他的朋友黃遵憲、汪康年等，共創辦了《時務報》。那時的福州路一定熱鬧異常，在當地人中，它也被稱作“四馬路”。它擁擠著兩種截然不同又彼此相關的生意，馬路的一半是各家報館、書肆，另一半則是茶館、餐廳與青樓。不管是始于1872年的《申報》，還是蘇州文人李伯元即將創辦的《游戲報》，都在這條馬路上，而這些報館的主筆們則都會在著名的“一品香”吃飯，也都熟知當時青樓著名的“四大金剛”，會喊他們來陪酒，其中的頭牌的花名為“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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