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對雄安新區定位的最權威解釋是說，它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這說明，北京人口的巨大壓力是提出疏解的主要原因。那為什么北京有如此之大的人口壓力呢？是否“首都”就必然要有人流的不斷涌入，那些“非首都功能”非理性地不請自來，打破了原來首都規劃的理想安排？
從城市經濟學的角度看，除了政治中心與軍事要塞，一個城市的定位、形成、發展及其最終規模是由市場決定的。一般而言，這些城市都是在貿易通道的節點上，由于其特定的位置，到達的便利程度，長途貿易整休所需的恰當距離，改換運輸方式的口岸，周邊腹地的人口密度和縱深等，決定了它們的位置和基本規模。該城政府對交易活動征稅，用于對市政基礎設施的投資、公用事業服務和其它公共物品的提供，而這些受本地財政收入規模約束的公共服務規模，又與本城的交易活動規模達成平衡。即使是政治活動，也廣義地被認為是交易活動，相應的城市規模也受制于由它們而形成的財政規模。
然而如果有政府干預，會帶來一些扭曲。我們很容易發現，“北京過大”有兩個原因。一是政府占有國民收入的份額太大。據我最近的估計，中國的宏觀稅率約為45.6%（2013）。而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份額近十年來約為48.7%，支出份額僅為16.6%。2015年，這中間的差額約為43725億元，依賴于中央政府在地區間的轉移支付。其中又分為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前者是常規的因而也比較規范，而后者分配的具體規則并不確定，很大程度上要靠地方政府進京“跑部錢進”，即到中央政府各部門游說。盡管專項轉移支付只占40%多，絕對數也是很大的。
您已閱讀10%（654字），剩余90%（5619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訂閱以繼續探索完整內容，并享受更多專屬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