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前，《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約我談談在中國出書的事。這個話題最近不時出現在新聞報道中:中國以主賓國身份參加了在紐約舉辦的2015年美國圖書博覽會。國際筆會美國中心也在5月發表了一份出色且非常有用的報告：“審查與良心：外國作家與中國審查的挑戰”，講述了外國作家在中國出版書籍面臨的限制。國際筆會還在圖書博覽會期間組織了抗議活動。
我已經在中國出版了三本書（上圖為其中的兩本書：《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江城》——編者注），在此過程中同意接受了一些被認為是政治必需的改動；而我拒絕在中國出版我的另外一本書，因為我覺得為出此書而必須做出的刪節，會從根本上改變文本的涵義。今年初，我為《紐約客》雜志寫了一篇隨筆，講述了我在中國一次巡回售書的經歷：中國壓抑的政治氣候與閱歷豐富、了解時事的讀者之間的反差，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對《紐約時報》記者說，我很愿意聊聊，并且告知她未來幾天可以電話采訪的時間。
我自己也是記者，所以對錯過采訪線索的痛感頗深。時間緊迫，素材繁雜，報道重點變化——很多原因會導致記者忘了打電話跟進，但總有錯失機會的風險。《紐約時報》的記者沒再與我聯系，但我后來看到了報紙上的文章《紐約書展中國走紅，中國作家抗議出版審查》。這篇報道引用了一些因遭到出版審查而憤怒不已的中國和外國作家的話，也提到了一些同意接受修改并在中國出書的外國作家，但卻沒有引用這些作家的評論。更沒有人指出，有些書籍雖然經受審查，但仍舊為中國讀者提供了重要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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