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周永康被審查與幾個月后召開的四中全會將“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兩項決定被同時公布，激起了鋪天蓋地的評論和極其激烈的爭議。無論兩者是純屬巧合、還是有意為之，都頗值高度關注和深入討論。因為它們都事關當代中國最迫切的課題：法治。
周永康被查辦無論如何解讀，本身都極具法治意義：審查雖是以違紀之名，但違紀最嚴重的情形正是違法；同時，周最終能否受到公正的法律審判、能否由此推進法治進程，都是重大的法治議題。周的落馬也至少可以由此公開反思、批評他違背法治倒退的種種舉措。尤其是他任內的最后五年，當時“九龍分治”的最高權力結構決定了他對中國法治狀況，負有最直接、最主要的責任。
若總結周的主政特點，可歸納為“大棒加胡蘿卜”的政法思路，而唯獨缺乏法治思維。他片面強調執法與司法的政治性，使原本稍有起色的司法改革不進反退，為權力干預司法制造了便利的正當性依據和制度性通道；他信奉強力維穩，為此進一步削弱了原本就較為微弱的公檢法之間的監督制約機制，并不惜損害現行法律、公正和個人權利。固然，在中國推進法治阻力之大可以想見，但他不僅未做太多認真、對路的努力，而更多的卻是逆法治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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