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些人來說，世界永遠停留在1939年。我們不停地告訴自己，上世紀30年代時，美英是怎樣低估了德國和日本的威脅，西方領導人中唯獨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一人看出危險，并號召他的國人捍衛民主，抗擊納粹(Nazis)。美國在二戰后持續70年的領頭，不乏這樣的“丘吉爾時刻”——從柏林空運（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機期間美國借助大規模空運挫敗蘇聯對西柏林的封鎖——譯者注）到柏林墻的倒塌。
這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實的：美國及其盟友戰后在歐洲和亞洲創建了一個和平、自由的國際秩序，他們的表現是可敬的。但這一敘述的選擇性太強。歷史上西方領導人在許多時刻自認為是丘吉爾：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英國首相安東尼?伊登(Anthony Eden)，越戰期間的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以及伊戰期間的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他們高估了自己面對的威脅，把事情搞得更糟，挑起不必要且適得其反的戰爭，削弱了國際主義外交政策所得到的政治支持。
當今的辯論焦點應該是：我們該如何區分各種威脅的輕重緩急？最嚴重的威脅有多糟糕？今年我們看到了一連串進展迅速的事件，從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到中國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聲索主權，再到伊拉克政府管治崩潰。威權勢力正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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