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筆者在北京參加了一個會議，以“經濟學跨學科理論創新研討會”為題，許多學者就經濟學科的基礎假定和分析方法的范式轉變展開切磋。在價值取向多元的氛圍里，你不難想見，這類有價值的討論必定是熱烈而又發散的。與會者爭論的一個焦點，是現實世界里的人如何才能達到“完全理性的經濟人”的高度，始終一貫地極大化其自利追求。
浸潤于經濟分析多年，本人漸漸有所感悟，估摸不但自己而且絕大多數凡人都難以臻此高度的。原因是，在市場的博弈競賽中人們既沒有充分信息，亦無足夠欲望（willpower）來謀取“自利”的“最大化”。經濟行為人遠不止受限于政府和規制，他們的自利追求活動還受制于大腦神經的構造和文化習俗的強烈塑造。所謂“全然理性選擇的最優結果”，往往是各類約束下的“適可而止”（bounded pursuance）。
說到頭，人群的漫長演化，經過生存和文化的雙重選擇一至于今，始終是在“抱團”競爭而非個體選擇。這個體認有待進一步證實，多半是永遠無可證明：經濟學運用數學，多了些“可證明”的表象，卻同社會類和藝文類的學科一樣，與精準科學有著本質上不同的旨趣，數理上的“可證明性”甚低。不然的話，經濟學的大師們在眾多最基本的問題上各執一偏，爭吵不休的局面，在科學領域里是看不到的。實際觀察之一，是經濟學者在爭論“經濟理性人假定的現實性”時表現出來的的巨大熱忱，經久不衰，一如我們在本次會議上看到的那樣，既不是為了“自己”，也與個己的經濟利益無涉，即使有利益在，也無從用錢來衡量，又是為了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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