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們小組討論的第一天，是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來聽我們發言。我今年是第二屆政協常委，在上一屆五年中間，來的最高首長是李克強，當時是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以后每況愈下。去年換屆后第一年，居然來教育組的沒有一個是中央領導，來的最高領導變成了教育部部長，大家總有點失望。我曾經抱怨說，這不是教育界自娛自樂嘛，因為這里有不少大學校長、書記，平時就有不少機會跟部長交流、對話。最好玩的是國家煙草局的副局長來了，大家都覺得奇怪，他來干什么？我也理解，大概國務院的部長們都有任務，要分別到各個組里去，他選我們教育界，大概是因為教育界不會問出什么出格的問題，發言也不會涉及到他。果然從開始到結束，都沒有任何人對他感興趣。
今天，我們都很高興，因為一方面是常委一級的人來了，另一方面，他也是我們政協的最高領導。上午大家發言都很踴躍。原來的安排是，大家發完言后，留40分鐘聽他講話。他說，留那么長時間干什么，我要20分鐘就夠了，多聽聽大家的。所以我們發言一直到11點20分。會議已經宣布大家發言結束，聽他講話的時候，我又插了一次話。我說，給我一分鐘的時間，我要提一個具體的問題。也不管他同不同意，對著話筒就說了。這個問題也是其他委員關心的。我們現在貫徹“八項規定”，包括對“三公”消費的控制，不該把對黨政官員的標準用到大學校長、院士、教授頭上來。比如說出國，規定每次不超過5天，不能同時跑兩個國家等，這對約束官員是應該的，但對科學家、教授、大學校長，他們有很多業務需要。“三公”消費，主要是反對濫用公車以及不必要的吃喝應酬，大學或研究所用于社會考察的用車，跟那個是兩回事。我剛開了個頭，俞正聲主席就說，你這個意見我已經看到了。我這個意見前幾天在政協常委會期間，反映社情民意的時候，最后講了幾句。說明他已經看到了。我就回答，既然這樣，我就用不著說了。他直截了當地說：我贊成你的意見。我說，那就謝謝你了。叫我反映這個意見的人，當然也很高興。這的確說明他是關心這些意見的。還有一個細節，有人在發言中講到大數據的時候，提到美國李中清教授寫的一本關于中國教育狀況的著作，這本書里有很多調查資料和數據，證明中國已經為農村孩子提供了比較好的教育條件，而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樣都是不成功的，希望俞正聲看。俞正聲說，我已經看完了，并推薦給了劉延東。這也讓我們覺得很開心。開會前要求大家發言直截了當，不要穿衣戴帽，基本上還是做到了。
我的發言被放在后面。我講的問題是我以前發表過的文章“中國的教育問題？教育的中國問題？”我的意思是，中國的教育問題，已經不能夠光是教育部來講教育問題了，而是變成全社會的問題。以前為了考大學，到了高中才激烈競爭，現在一級級往前推，進小學、進幼兒園都要競爭了，再這么發展下去，就要變成全國拼胎教、講基因配對了。我覺得政府、社會能夠讓每一個青年都有平等的、體面的出路，才是關鍵。大學的毛入學率，根據國家的規劃，到2020年，能達到40%。就算做到了，同齡青年中，也只有40%的人能上大學，剩下的60%，國家和社會有沒有給他們提供好的生存空間？有一位發言的人提到，現在很多高等職業學校已經辦成本科了，但家長、學生不愿意上。這種情況在美國、德國、瑞士沒有啊。很多青年，從小家里就給他們選了做工人、做農業工人的方向，為什么我們這里都要選擇上大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