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緊縮——以及公共赤字、國家債務與增長之間的關系——的辯論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除非國家瀕臨債券市場崩盤，否則債務規模或者赤字規模的重要性不及納稅人實際上在資助什么活動。如果這種支出支持那些通過提高生產率和創新加快經濟增長的領域，例如教育、技能、研究和新技術，那么與效益不高的支出相比，債務占經濟產出的長期比率可能較低（而且政府有望處于更好的狀態）。
實現創新拉動的增長的國家，不僅為創新創造了條件（為教育、培訓和基礎設施撥款），也不僅通過為基礎研究撥款，修正了市場失靈。它們還積極向創新者提供直接支持。即使在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美國也是如此。IT革命并不是在聯邦政府袖手旁觀的情況下發生的。美國政府曾支持微芯片和互聯網，近年又支持納米技術和生物科技。對這些領域的資助都通過公共機構進行，例如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這種支出之所以奏效是因為它“以任務為導向”：政府挑選創意，然后提供支持——從把宇航員送上月球，到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當政府擁有足夠充足的預算有能力完成任務時，聘用優秀人才和追求遠大抱負就變得更為容易，就像當年DARPA對互聯網的支持那樣。在美國能源部旗下的研究機構——美國能源高級研究計劃署(ARPA-E)——工作，就像在谷歌(Google)工作一樣酷。難怪美國能源部最近由一位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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