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2日8時30分，中國濟南中院第五法庭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薄熙來受賄、貪污、濫用職權一案，引發全球關注。此案備受矚目，既是由于薄熙來曾身居政治局委員的特殊背景、英國人海伍德被殺案、王立軍叛逃案，也是因為薄熙來“唱紅打黑”引發的巨大社會爭議。因此，此案的觀察可以有兩個視角：一是刑可以上大夫、堅決打虎的決心；一是薄案對推動法治建設乃至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積極意義。筆者以為，后一視角更有意義，但也很有可能被忽視，“浪費”一次法治教育的絕佳案例。
就案件本身的情況來看，薄熙來并非第一個被起訴的政治局委員,此前已有陳希同、陳良宇，也不是貪腐金額最大的高級官員。起訴書指控薄熙來收受唐肖林和徐明2179萬余元。相比之下，前鐵道部長劉志軍受賄達6460萬余元，且不包括他幫助丁書苗牟利近40億元。僅僅在2009年以來，就有深圳市長許宗衡、鐵道部長劉志軍、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等一大串高官落馬。因此，就從貪腐角度看，此案并無太大標本意義。在貪腐日趨常態化的社會背景下，薄的落馬不過是多了一個貪官而已。如果僅僅以貪腐罪名起訴，甚至有些民眾會認為薄只是“選擇性執法”的不幸者而已。
其實，薄案貪腐之外的標本價值更值得關注。正如在薄熙來唱紅打黑期間被捕的律師李莊所言：“或許，僅僅是或許，他的貪腐數額不是國內最大的，但他對改革開放的摧殘，對民主與法治的踐踏，對民營經濟的打擊、對律師制度的傷害，對民眾價值觀的誤導，對傳統民族文化的顛覆……所犯下的罪行，比以往任何一個腐敗官員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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