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表明，全球銀行業的結構已失去商業可行性，并呈現出系統脆弱性。因此，就短期而言，穩定這種結構是正確的對策，就長期而言，卻恰恰是錯誤的對策。這個矛盾讓政府感到很難應對。它們大多沒有嘗試去解決這個矛盾。美國和歐洲很多地區的政界人士已成為公司主義者，他們常常將一個行業的成功與該行業大公司的利益等同起來。英國和瑞士的政界人士沒有屈從于這種錯誤的做法，可謂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例外。
瑞士雖是一個相對較小的金融中心，卻是諸多大型銀行的所在地。2008年的金融危機，幾乎把該國推到國家破產的邊緣。后來，瑞士率先上調了針對銀行的資本金要求，甚至調得比巴塞爾會議中擬議的資本金要求還要高。巴塞爾位于瑞士北部，銀行監管人士常在此召開國際會議。瑞士央行(SNB)意識到，巴塞爾進程是徒勞的，微調資本金要求以適應個別銀行特定風險狀況的努力是白費工夫。它明白了一點：如果各類模型都注定無法預測未來，那么，為這種未來提供足夠資本金的唯一辦法，就是儲備大量資本金。
在改革的道路上，英國迄今走得最遠——不是“遠”，也不是“快”，而是“最遠”。關鍵問題在于銀行自身的結構。與其說英國的銀行太大，不如說英國的銀行太復雜。它們各自的活動結合起來制造出了價值沖突、利益沖突和目標沖突。由交易主導的投行業務的文化，與可靠的零售銀行業務的要求是不兼容的。央行和政府向銀行注入海量資金以支持國內放貸，但這些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仍由它們與其他金融機構的交易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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