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畢業典禮上致辭。當時（1947年），馬歇爾并未感到有必要去迎合那些年輕的聽眾；他沒有分享自己的人生趣事或是給出職業建議，而是高屋建瓴地呼吁美國人民去拯救戰后滿目瘡痍的歐洲大陸。
馬歇爾嚴肅地告訴臺下的學生們：“事實上，歐洲在未來三到四年間需要外國（主要是美國）提供的食品以及其他重要物資，遠遠超過了歐洲目前的支付能力，因此歐洲必須得到大量額外援助。”這是他首次闡述所謂 “馬歇爾計劃”的政策綱要。他說：“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打破當前的惡性循環，并讓歐洲民眾重拾信心。”
如今時代是多么不同啊。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美國各地的數百所大學以及其他教育機構正在舉行自己的畢業典禮。和馬歇爾時代一樣，這些也都是都是莊嚴而重要的活動。意料之中的是，在當代的美國社會，畢業典禮已近乎成為一種類似“成年禮”的儀式。人類學家或許會說，畢業典禮是一種標志社會狀態變化的過渡性儀式，因此也迫使人們思考他們希望傳遞給下一代怎樣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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