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我在美國訪問中，我的好友、經濟學家謝千里（Gary Jefferson）教授給我轉來《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批評中國人權狀況和民主缺失的文章。其實，在歐美的主流媒體發表這樣的文章對我們而言已經司空見慣，而在北京奧運會前《紐約時報》發表這樣的文章當然是有考慮的。盡管這樣的文章對中國的批評原則上并不錯，不過，謝千里教授還是覺得有必要換個角度來說這些問題。中國當然還不是一個民主政體，人權的狀況也有諸多可擔憂之處，這些盡人皆知，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是，中國因經濟快速發展而在這些方面逐步改變的程度。簡言之，值得提醒西方讀者的是，不要忽略了中國內部真正政治變革的推進程度。
于是，我們決定以這個視角合作寫篇文章給《紐約時報》，希望能夠在奧運會前后發表。由謝千里教授主刀，我們寫出了文章“Rights in China: Half Empty or Half Full?”，幾經修改給了《紐約時報》，可是，《紐約時報》最終還是決定不發，可見其意圖。這當然沒有關系，我們決定把我們的想法擴展成一篇學術論文，深入地討論一下中國政治改革的邏輯。于是就有了后來我們合作的一篇論文“政治變遷的一個內生經濟理論”。 很快，謝千里教授攜帶該論文在芝加哥大學的那個由科斯教授發起的紀念中國改革30年的研討會上做了報告，現在該文收入了我主編的英文著作《中國經濟未盡的改革》中，即將出版。
我們在文章的開頭就說，西方媒體群起檢視中國的人權，美國公眾把人權視為衡量中國政治進步的唯一尺度是可以理解的。盡管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批評有其真實的一面，但這種批評低估和忽視了中國經濟改革30年來中國政治變遷的程度。中國巨大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廣泛的經濟權利（產權）從國家轉移到公民的基礎之上。這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典型特征。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這些權利的行使正在創造個體和群體間的沖突，這反過來要求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創建調和這些沖突所必須的制度。結果是，公民政治權利（人權）取得進步，民主化的進程不可逆轉。